《紐約客》花了一年半,問了一個問題:Sam Altman 值得信任嗎?
Ronan Farrow 與 Andrew Marantz 在《紐約客》發表的調查報導,採訪逾百人、歷時一年半。他們的結論不是答案,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:在 AI 時代,誰來監督最有權力的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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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nan Farrow 上一次以這種規模發表調查報導,是 Harvey Weinstein 事件。那篇報導讓他拿到了 Pulitzer 獎,也讓整個好萊塢的權力結構重新被審視。現在,他把同樣的方法論用在了 Sam Altman 身上——一年半的採訪,逾百位具第一手知識的消息來源,數百頁文件,以及與 Altman 本人進行超過十二次的訪談。
這篇由 Farrow 與 Andrew Marantz 聯合發表於《紐約客》的調查,不是一篇批評文章。它的重量來自它的調查結構本身。
WilmerHale 事件:一份 800 字的敷衍
2023 年 11 月,OpenAI 董事會短暫解雇了 Altman。理由從未公開說明。幾天後,Altman 在大量員工請願與微軟施壓下回任,董事會全員更換。
根據《紐約客》的報導,重組後的 OpenAI 董事會聘請了 WilmerHale——這家曾調查安隆(Enron)和世通(WorldCom)的律師事務所——對 Altman 進行調查。
結果是一份 800 字的新聞稿。
沒有書面報告。沒有公開的調查發現。法律專家告訴 Farrow,這種做法本質上讓調查結果保持「不存在」的狀態——既無法被引用,也無法被質疑。WilmerHale 保留了其律師-客戶特權,而客戶正是 OpenAI 本身,不是公眾,不是員工,更不是監管機構。
這不是「調查」,這是「調查的外觀」。這兩件事之間的差距,正是這篇報導最核心的結構性控訴。
安全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
《紐約客》記錄了 OpenAI 在安全承諾上的系統性退讓。機構最初以非營利形式創立,核心理念是讓 AI 技術服務全人類而非特定資本利益。這個框架如今已經瓦解:OpenAI 正朝向約一兆美元估值的 IPO 推進,其公司結構已完成從非營利向營利的轉型。
更直接的問題是時間點。二月底,就在 Anthropic 公開反對 AI 用於自主武器與大規模監控的幾天後,Altman 與五角大廈(Pentagon)簽署協議,讓 OpenAI 取代 Anthropic 成為相關計畫的合作方。此前,Altman 公開表示支持 Anthropic 的立場。
這不是路線的演進,這是公開表態與私下行動之間的直接矛盾,發生在幾天之內。
那句話
在調查所有引述中,最常被重複的是一位 OpenAI 董事會成員的描述:
「他不受真相約束。他有兩個幾乎不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特質。第一是強烈的渴望取悅他人、在任何互場合被人喜歡。第二是幾乎反社會式地對欺騙他人可能造成的後果毫不在意。」
報導指出,多位受訪者在未被提示的情況下,自發地使用了「反社會」(sociopathic)這個詞。多位受訪者將 Altman 與 J. Robert Oppenheimer 相提並論——那位幫助製造了原子彈、卻在最後對其後果感到震驚的人。
Altman 本人在訪談中說:「我不在乎錢。我更在乎權力。」
這不是斷章取義的引述,這是 Altman 在十二次訪談過程中,主動選擇的表達方式。
Altman 的回應
文章發表後,Altman 的舊金山住宅遭到燃燒瓶攻擊。在四月十一日發表的部落格文章中,他同時回應了這兩件事。
他稱《紐約客》的報導「煽情」(incendiary)。他承認自己「迴避衝突」(conflict-averse)是一個錯誤。他寫道:「我是一個有缺陷的人,處在一個格外複雜的情境中心。」他呼籲各方「降低言辭的對抗性」。
這個回應值得認真對待。Altman 沒有逐條否認具體指控,沒有對 WilmerHale 事件提出另一種解釋,沒有對五角大廈時序問題給出說明。他承認了缺陷,但缺陷的內容仍然是模糊的。「我是個複雜情境中有缺陷的人」,這句話本身幾乎可以適用於任何人,在任何情境下。
這不是說他的回應是錯的,而是說:這個回應沒有觸及結構性問題。
「值得信任的 AI 管理者」是否是一個可能的類別?
這篇報導的實質論點不是「Altman 是壞人」,而是「即便是好人,也無法在這個結構中被課責」。
非營利創始使命已然放棄。董事會在 2023 年短暫嘗試使用其章程賦予的權力,結果是被資本和員工的集體施壓推翻。外部調查由公司自己委託、自己選擇法律框架、自己控制結果。監管機構在多個司法管轄區都還沒趕上這個速度。
在這個結構裡,誰能對 Altman 說「不」?誰有能力說「不」,又承擔得起說「不」的後果?
安全承諾需要可執行性才有意義。不可執行的承諾不是承諾,是公關。WilmerHale 的 800 字,是這個邏輯最精確的象徵。
最後的問題
Farrow 不是第一個懷疑 Altman 的人。但他是第一個用這種規模、這種文件量、這種採訪深度,把這些懷疑放在同一個框架裡的人。
這篇報導最後留下的不是一個結論,而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:如果 Altman 繼續主導 OpenAI,而 OpenAI 繼續主導全球最前沿的 AI 發展,那麼誰來監督他?
這個問題沒有答案,不是因為答案很難找,而是因為現有的制度框架沒有設計出這個答案的位置。
這才是這篇報導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。